吳啟錢

　　潮州網紅打卡地廣濟橋上最讓游客駐足琢磨的，是橋東頭一座石牌坊。因為匾額上“民不能？”四個字中，最后一個字“？”生僻，幾乎沒有人能馬上認出來，于是駐足，于是沉吟，于是各樣猜測，于是各種解讀。

　　有人將“？”認作“忘”，解讀為“民不能忘”。這是“正解”。據(jù)牌坊側石板銘文，此坊為紀念清道光年間潮州知府劉潯、鹽官吳均而立。韓江連年洪水沖毀橋墩，二人接力重修，吳均捐養(yǎng)廉銀五千兩，病逝任上時，妻兒無力扶柩還鄉(xiāng)。百姓感其德，集資建坊。取《大學》“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”之意，以彰官員功德。

　　不過，這樁“官民相得”的佳話背后，卻藏著權力關系不平等的本質，官在上、民在下，官稍微做點分內事，民就得感恩戴德。這種單向感念，在今天看來，與我們黨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的宗旨顯然是相悖的。時至今日，“海瑞抬棺”“包拯鍘駙馬”等“清官劇”仍被反復演繹，足見“民不能忘官”的集體無意識亦未絕。

　　但這種關系早該翻過來了：不是民不能忘官，而是官不能忘民。從《尚書》講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”，到孟子說“民貴君輕”，再到唐太宗的“水能載舟亦能覆舟”，歷史上雖有“民本”思想的閃光，但真正讓老百姓不再“怕官”“捧官”的，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憲法明確規(guī)定的“一切權力屬于人民”。

　　不過也得警惕，因為“父母官”的說法偶爾還會冒頭，有些官員離任時還搞“萬民送傘”的鬧劇。所以，我們要經常在有些公仆的耳邊大聲喊：“不能忘民！民不能忘！”

　　也有游客把“？”看成“怠”，理解為“民不能怠”。這也很符合邏輯。既然民為主、官為仆，仆豈有“怠民”之理？不怠，包括態(tài)度上對民眾的恭謹而不怠慢，一如封建時代的民視官；也包括行為上的不怠惰，行政過程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；更包括精神上的不怠倦，做一天和尚就撞好一天鐘。

　　然而“不怠”二字，說著容易踐行難。法國大革命前，瑪麗王后那句“讓他們吃蛋糕”的傳聞，正是統(tǒng)治階層對民生疾苦極端怠慢的縮影。如果民眾長期被怠慢，積累到臨界點，任何微小的變化，都可能引爆積壓的怒火。怠惰同樣致命，明末崇禎皇帝雖勤政，卻無力扭轉官僚系統(tǒng)的整體惰性，終至王朝崩解。

　　時運不濟時，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躺平而獨善其身，唯獨公仆們不行。正是逆水行舟之際，官員們稍有懈怠，民生之凋敝便可能如江河潰堤。怠民之害，蛀蝕的是民心根基，瓦解的是執(zhí)政的合法性。所以，也應該在一些官員的耳邊猛喝：“民不能怠，不能怠民！”

　　還有游客把“？”看成“慫”，理解為“民不能慫”。這種解讀，顯現(xiàn)的是民眾監(jiān)督權力、官員接受監(jiān)督的意思。唯有不慫的公民，才能確保官不忘民、官不怠民；唯有民眾自身不慫，權力才不會傲慢，服務才不會懈怠。

　　歷史已經一再證明，當民眾敢于挺直脊梁，特權、哄騙與壓迫就逞不了強。羅莎·帕克斯拒絕在公交車上為白人讓座，以一人之“不慫”引爆席卷全美國的巴士抵制浪潮；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，曼德拉走出羅本島監(jiān)獄時展現(xiàn)的寬恕固然偉大，但其背后是黑人同胞長達三十年的不屈抗爭。

　　近代以來中國的每一個重大進步，也都印證著“民眾不慫”的磅礴偉力。辛亥革命的槍聲，推翻了兩千年帝制，造就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；五四學子火燒趙家樓，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燎原之火；抗戰(zhàn)時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的全民動員，筑起救亡圖存的血肉長城；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小崗村十八位農民以紅手印按下的“生死狀”，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序幕。當然，這種“不慫”，絕非暴戾的對抗，而是基于權利意識的理性主張，是一種作為國家主人的公民精神的自覺、勇毅與擔當。

　　不過，理想是豐滿的，現(xiàn)實卻是骨感的。當弱小的個體在龐大體制或復雜現(xiàn)實面前，習慣性選擇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當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”成為默認的生存哲學，民“慫”而官兇，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就會逐步喪失。因此，我們也要在自己的耳邊大聲喊道：“民不能慫，民不能慫！”

　　游客們對潮州廣濟橋上“民不能？”匾額的不同解讀，嬉笑之中，道出了一個真理：無論官員還是民眾，唯有各自堅守“不忘”“不怠”與“不慫”的底線，才能真正撐起一個清明、公正、充滿活力的社會。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，也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幸。